2012-02-17 13:11:46
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加快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力量对比虽然仍是“西强东弱”的格局，但“东升西降”态势明显，并突出地表现在亚太地区。在西方发达国家整体性陷入制度困境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相对衰落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对美国和部分亚太国家造成进一步的现实和心理冲击。
二、美国落实“重返亚洲”战略部署
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崛起的影响，提高对华政策在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提出“太平洋世纪”论，宣布“重返亚洲”。
三、美国的亚太盟友配合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巩固同盟关系，加强彼此协调
日本服从美国加强美日同盟的政策。日本战略“焦虑”十分严重，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焦点话题。再度挑起钓鱼岛问题，显示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立场，借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国际地位。韩国对美安全依赖增加。韩国不顾国内强烈反对，强行批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但不愿影响对华经济合作。菲律宾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洲”，增加海空军备投入，挑起南海岛屿争端，并积极联合南海权益声索国一致对华，企图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以便从中渔利。澳大利亚同意美国在其北部达尔文港增加驻军，同时希望继续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四、美国的“新生伙伴”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倚重美国，政策上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和摇摆性
部分东亚国家特别是同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议的国家，受西方“中国威胁论”影响，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上升。东盟各国贯彻“大国平衡战略”的原则不变，但针对目标发生逆转。今天，东盟对中国崛起更为焦虑，总体上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东盟不会放弃借重中国发展经济，同时也在警惕美国力量重新占据压倒性优势，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配合有限。而柬埔寨、老挝等国不希望东盟作为整体与中国发生对抗。印度在美国的积极拉拢下仍坚持自己的战略部署。虽不认为美国是印度的可靠伙伴，却借助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削弱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关注，捞取自身战略利益。
五、俄罗斯重视亚太，但主要精力仍放在欧洲
俄罗斯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有助于缓解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有利于俄罗斯集中精力在欧洲就反导问题与美国和北约进行博弈；在亚太地区“以攻为守”，参加东亚峰会，提醒各方顾及俄罗斯的亚太利益；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强势出招，划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红线；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希望避免直接卷入争端，在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对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出口大量武器以获取实利。
当前亚太安全结构及其演变态势
一、当前的亚太安全结构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安全架构
首先，“一超多强”的格局在亚太地区得到充分体现。其次，双边安全机制是亚太安全结构的基础。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依然存在，同盟之间网络化趋势明显。第三，多边安全合作是亚太安全结构的发展趋势。
二、当前的亚太安全结构正处于加速演变阶段
首先，亚太安全结构的影响因素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扩展。其次，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遏制的主要对象。第三，亚太地区安全结构更具有动态性和网络化特征。美国此次亚太安全战略转型的重点就是对双边同盟进行网络化“重塑”。第四，亚太安全结构逐步超越冷战遗存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强大影响。
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动因
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是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直接动因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开始了亚太安全战略的第二次转型，从“扇形”安全模式转向主要针对中国“雁形安全模式”。美国为领头雁，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而美、日、韩三边存在着形成军事同盟的迹象。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伙伴关系，第四梯队的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亚太安全结构的基本形态及其演变。
二、“泛亚”和“跨太”之争是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
亚太地区合作一直存在“泛亚”和“跨太”两种模式之争，是要在东亚各国之间进行地区一体化进程，还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跨太平洋地区合作，这一直是个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10+3”、“东亚峰会”等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主义机制快速成长，对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成为东亚地区秩序重构和转型的内在动力。美国“重返亚洲”就是要通过经济上推动TPP、政治上的全面参与、外交上的深度介入、安全上网络化同盟体系，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最终在APEC框架下实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框架。
三、分享亚太经济红利是域外大国促成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拥有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在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东亚经济总体保持增长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对美国经济复苏、实现“出口倍增计划”、创造就业具有关键作用。俄罗斯、印度等国积极参与亚太事务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因素。
四、多重结构性矛盾相互叠加是亚太安全结构调整的战略动因
中国实力的增强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结构性矛盾的上升。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与正在崛起的中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持续地体现在亚太竞争之中。从实力、意愿和战略三方面来看，美国是最有可能打断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因素，而周边国家是最有可能拖累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因素。中美和中日、中韩等结构性矛盾在亚太地区相互叠加，使各国在对华政策上一拍即合，共同推动亚太安全结构围绕遏制中国进行演变。
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面临的外交和安全压力增大
美国将中国崛起与“不透明”、“不安全”、“不负责任”、“炫耀武力”、“以强凌弱”相提并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协调对华政策，软硬两手同时运用，经济上加大借重、安全上加强防范、机制上抢抓领导权。
二、中国崛起的国际空间将被压缩
当前亚太安全结构的演变突出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首先，经济摩擦将成为常见现象。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性上升。其次，战略限制将更加难以规避，针对中国的防范遏制措施令中国处处掣肘。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多个重大议题都因结构性矛盾而增加了消极因素，未来两国之间的各种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中国在周边通过经济、外交优势和非传统安全合作来促进周边安全合作的方式也受到很大限制。
三、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虽然中国的和平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但美国更重视一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崛起将给美国带来何种威胁，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防止“中国模式”削弱“美国模式”的影响。美国实施“前沿部署外交”推进美式价值观，并把网络传播作为“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行“网络自由”战略，凭借网络霸权向全球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四、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将更加困难
首先，美国强化冷战同盟关系，加深了中国与日韩等地区国家之间裂痕，东亚合作进程被迫放缓。其次，美国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之外构建TPP，与东亚原有的区域合作进程形成竞争，牵制了东亚一体化的发展。第三，东亚国家面对美国拉拢，两面投机心理上升，虽不会搭上美国战车全力遏制中国，但很可能就对华合作提出更高要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成本将升高。
另一方面，美国存在国内经济问题严峻、中东乱局牵制、投入严重不足、不符合东亚地区发展大势、盟友和伙伴存在离心倾向等诸多掣肘因素，难以达成初衷。美国转移战略重点固然有防范、牵制中国的目的，但是也有加强同中国合作的需求。同时，发现和充分利用能够约束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极端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中美未来冲突的可能，使中美关系沿着积极轨道发展。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在亚太地区将进入新一轮的“相互调适期”，亚太安全结构也将在经历一段“调整期”后重新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