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最简洁的逻辑与文字做了回答:
“金融市场的核心是什么?资本。
资本最大诉求是什么?安全。
安全的最大保障是什么?不受人为干涉的完备法规。
所以,愚见:上海会有远大前程。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在中国土地上如果有一个城市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候选名单有且只有一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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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想起上述“往事”,是因为维港和内地同时流传一个脑回路清奇的剧本:索罗斯做空香港,被“关门打狗”,巨亏24亿。
索罗斯有前科,1997年就干过类似的事,结果铩羽而归。加上索罗斯早已退隐江湖,根本“活无对证”,所以该剧本无从考证真伪(至少编剧是这么认为的),且又符合“恶人有恶报”的正剧导向,所以引来大众一片叫好与欢呼。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索罗斯。在很多人眼里,他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但从投资业绩上,他是如假包换的大师级投资家:

我在投资圈只是一个虾米,但如果有大师级人物跌跟斗的案例,我一定会兴致勃勃去解剖“why & how”,就如同当年安东尼·波顿折戟香港,我把他在香港买的所有股票研究了个遍一样:大师都会埋的坑,我当然不能重蹈覆辙。
遗憾的是,简单解剖,我发现:索罗斯香港巨亏,只是一个出于很怪异心态的自嗨而已。
事情是这样的。
先复盘一下整个事件。
之后,索罗斯想跑跑不掉,被关门打狗,巨亏24亿的剧本就开始迅速流传。
今天,我用粗陋的金融知识,并根据这一个多月以来港股恒指的走势,做个简单推算,看看在这段期间“亏损24亿”到底有没有可能。
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细则。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
那就是,老索傻傻地在恒指跌到24899见底的时候,布下空单,然后在9月13日接近涨幅达到10%的时候自行了断割肉,这样,他才可能实亏10%。
而且,如果按照SCMP的说法他有20万张空单的话,那么亏损应该是240亿,而不是24亿。
事实上,“20万张空单”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弥天大谎。

从成交的角度,虽然这个周之内的总成交量为74万张,但根据港交所的深度数据,该市场成交量排名第一的投资者占总成交量的18.81%,即13.9万张,也无法达到20万张。这说明,在这一周之内,把20万张空单全部平仓也是不存在的。
9月前两周恒生指数当月期货合约排名前十成交量,以及前十位玩家的各自成交量。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再有最后一点,即便Soros是在这个阶段布局空单,那么时间过8月到9月,这里面又涉及到了一个主力合约迁仓的问题,做过期货的朋友应该知道这逻辑;假设他真的有20万张单子,那么从8月上平掉,再从9月上建仓,这个动静已经足够惊动市场了。
所以,结论很清晰:所谓的“20万张空单”,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呵呵,那我就不知道最初爆出Soros“亏了24亿”的那家知名媒体这笔账是怎么算的了。(如果哪位读者算出来了不妨文后留言交流哈~)
4关闭交易:自毁长城
剧本堪称完美,且超越了横店抗日神剧的精髓:在有形之手的英明神武下,鬼子死光光。
但很遗憾,港交所一点都不领这个情。港交所CEO李小加在9月5日收盘当天就驳斥了这种“抗日神剧”的自嗨:在任何一个市场,停市都是一个大决定、一个不能随便做的决定。
李小加说的,只是一个开放式国际金融中心从业人员的常识。
交易的连续性,是任何一个金融中心,或者试图成为金融中心地地方拼了老命要达到的基本要求:资产价格瞬息万变,你很难想象将正常交易哪怕停止一秒钟。一个在纽约、伦敦和香港都干过基金经理,后来开始做QFII交易的朋友曾经非常错愕地问我:为何内地A股会经常(比如春节)长时间停市?这简直匪夷所思。
至于由于行情波动剧烈或者其他事项而关闭交易的说法,更是天方夜谭。要知道,即便是在2008年10月19日,金融海啸波及香港,恒指一日暴跌13%,也未见关闭任何交易。1987年10月26日全球股市齐刷刷暴跌,道琼斯指数一日暴跌22%,恒生指数一日跌去33%,但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交易所关闭。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处于战争漩涡核心的英法两国也没有关闭股票交易,而德国除了1941年之后希特勒纳粹政府曾经干预股市之外,也没有关闭股市。
港交所关于推出衍生品市场调节机制的公告。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
“在任何一个市场,停市都是一个大决定、一个不能随便做的决定,只有在我们判断市场运行已不再有序的情况下,才会做出停市的决定。……这种判断永远不容易。”站在李小加的位置上,他太清楚谣言制造者与群嗨的人群是在想要什么了:大家太需要一个看似强大的假想敌,然后被我们英明神武,轻轻松松地伸出一个小拇指,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有句话是这么说地:一个胖子,哪怕他在认真看书,人们也会以为他在看菜单。
大家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一个在看书的胖子。
索罗斯与香港本来就是一对“瓜友”,两人1998年交过一次手。嗣后,只要香港出了什么风吹草动,总有人忍不住要去阴谋论一下:是不是Soros干的?
面对如此危机,万分被动的港府,也并未修改或者干涉任何交易规则。组织当时那场“香港保卫战”的时任港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再三权衡后,也只是决定打破“政府不入场干预”的思想原教旨,政府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对手,亲自下场,动用美金储备与Soros对敲。
Soros毕竟是单枪匹马,难敌香港这座城市背后日渐强大的中国,最终大败而归。
事后曾荫权回忆此事,屡屡洒泪:一是因为彼时情况危急,责任重大,对抗艰难;二则是因为在他手上,打破了政府不入场的自由市场原则,而这极可能威胁到香港多少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信誉与游戏规则。
如果一块土地金融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不但可以下场,而且随时可以修改游戏规则——就类似这次脑洞清奇的编剧设计的对索罗斯“关门打狗”的yy情节——这块土地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门都没有。
如果可以修改规则,索罗斯1992年狙击英镑狂赚20亿美金,英国央行几乎破产那次,索罗斯就已经死一百遍了。
事实上,英国人没有伸任何有形之手,没有修改任何游戏规则,也没有抓捕索罗斯,而是认赌服输。
但今天,伦敦依然是全球顶级金融中心,繁华依旧。
2001年出任政务司司长,并于2005年成为行政长官。其最知名政绩是组织了1997年金融危机保卫战并一战成名,为稳定香港贡献良多。 2015年,曾荫权被控任职期间收取了地产商一部98年旧款跑步机,以普通市场价搭乘私人游艇和飞机,用个人信用卡刷卡用于因公住酒店的销费来积累信用卡积分,以及退休后于深圳租房居住时谋取低价租金的好处等,被判入狱12个月。 7年多的刑事调查,历时70多天的5次法庭公开审讯,服刑12个月,诉讼费用差不多耗尽了曾荫权夫妇终身积蓄,也令其自身及家人受尽折磨,心力交瘁。2015年入狱判决书下达时,面对重重包围的记者,最后走进电梯前,曾荫权的妹妹很凄婉地对人群说了一句话:
但时机的巧合,难免瓜田李下的猜测,梁锦松这位极有才干,又有报国爱港之心的财政司长被迫辞职。要知道,他如果不加入公务员队伍,他本可以在一家大银行拿到每年超过一千万港币的收入。他加入公务员队伍在经济上损失的远超过那四万元。他也是当年香港保钓运动的积极青年。 用完备的法制来保护一切,用法制来纠错,也用法制来监督和约束一切——这就是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