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末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经历过2010年的多次冲突之后，中美关系今年年初开始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迹象。胡锦涛主席的访美被两国政府和媒体一致定义为成功之旅，中美两军的对话在逐步恢复，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与美国参联会主席马伦实现了互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访华也很成功。但是，在这种大体上的友好气氛之下，损害两国关系的暗流也无时不在涌动，奥巴马接见达赖、美国决定对台售武、美国国内对人民币汇率的新一轮施压、APIC会议上美国极力推进没有中国参加的TPP协定，以及在东亚峰会上美国对中国南海问题的进一步干涉，都使得两国关系起伏不定，也更加深了人们对中美关系今后走势的忧虑。

   影响中美关系的新热点

   影响今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几个热点问题，除了始于去年的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干涉继续升温以外，接见达赖、对台售武均属于预料中的事情，中美双方的处理也算有分寸，其他文章中曾有分析，在此不多赘述。而今年下半年美国极力推出的PPT问题，以及美国加强在亚太的军事投入，都属于更新的一些尝试，可能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构成潜在影响。

   首先看美国建立TPP的问题。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提升依靠的是与邻国的经贸合作，而美国在经贸领域已经无法为亚洲国家提供主要的公共产品，不得不看着亚太国家在经济问题上转向中国。奥巴马政府非常清楚，东亚国家经济上依靠中国的局面只要不打破，他们就不得不继续顾及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从而在对美合作时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美国就仍然无法提高全面影响力。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建自己主导的经济合作框架，争取拉拢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以便重新塑造亚太的经贸格局，提升自身的战略地位。美国在今年的APIC会议上，极力推出自己主导的跨太平洋（601099）（601099，股吧）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目前已有澳大利亚、智利、秘鲁、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越南和文莱加入，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国也表示愿意加入谈判，使之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而美国明确拒绝邀请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参与其中，辩称加入TPP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而中国目前尚未达标，中国如果有兴趣可以提出申请。美国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架空中国已经参与或正在谈判加入的各种贸易合作机制，包括中日韩三国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甚至APIC 本身，迫使中国顺从于美国的条件，以便使整个亚洲的经贸合作逐步都被纳入到美国主导的轨道上。

   其次是美国强化与亚太国家军事合作的问题。2011年的东亚地区很不平静，围绕着中国周边海域的领土争夺愈演愈烈，地区摩擦最终可能成为引发对峙的导火索，美国也由此看到了借机插手的机会。五角大楼要求在继续与本地区的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保持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扩大美国与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军事安全合作交流。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尽管国防预算吃紧，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30万人不会变，太平洋仍是美国优先考虑的地区。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益期间，还与澳签署了派遣美军进驻达尔文港的协议，他同时强调，美国的国防预算下调不会以牺牲亚太地区为代价。这些调兵遣将之举的强度与广度明显超出以往，日本《外交家》杂志认为，五角大楼一直在设法布置警戒线封锁西太平洋，这些都是其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为何要重返亚太

概括来说，美国近期的举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其高调重返亚太。冷战结束后的头两个十年里，美国分别把精力放在了北约东扩与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在第三个十年开始之际，奥巴马政府意识到，曾长期受到美国忽视的亚太地区如今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已举足轻重，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必须要对亚太地区倾注更多的精力。

首先，亚洲是美国解决国内危机的主要外部希望。21世纪最初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大萧条以来最慢的，真实的失业率达到15%左右，超过1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往第三世界国家才有的特性如贫穷、犯罪、文盲和健康不良在美国也屡见不鲜，而华尔街的示威者们更是喊出了“聪明人救救美国”的呼声。在自身解困蹒跚难行的背景下，政治精英们不得不放眼国外寻求外援。而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地区则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不仅依靠物美价廉的商品为平抑美国通胀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吸纳美国出口的巨大新兴市场。为了开拓市场增进就业，美国必须加大对亚洲的投入。

其次，美国当前面临的潜在挑战也主要来自东亚。美国在全球面临的地区性挑战多在逐步弱化，唯有在东亚例外，虽然中东地区的动荡仍此起彼伏，但从战略性和影响力上来看仍逊色于东亚，尤其是随着经济规模已列全球第二的中国的持续发展，美国对其前景和动机愈发怀疑，有不少人还将中国视为未来主要的潜在威胁。此外，这一地区还存在一系列棘手难题，如朝鲜核问题、南中国海争端、中日东海争端、缅甸问题、台海问题以及海上安全、贩毒走私、气候变化等，其涉及面已超出双边甚至多边范畴，而且均对美利益构成直接和潜在影响，美国自然无法等闲视之。 再次，美国在东亚影响力的下降使其警醒。在过去10年间，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与国家关系开始逐步远离传统模式。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日本的政府危机和经济停滞、东盟的整合与扩大、朝鲜核问题的迁延相互交织，使得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关系变得更为模糊松散。日本的离美倾向逐步显现，韩美协调也问题多多，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期待已缩减到安全这一单一领域；而在经贸方面，亚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已无可替代，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所谓“双领导格局”的逐步显现严重侵蚀了美国在亚洲的传统领导地位，使得惯于呼风唤雨的头号帝国怅惘若失，因而急于重温旧梦，进一步巩固在亚洲的头把交椅地位。

最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的规模已大为缩小，正好可以腾出手来将多余精力投入到更有长远意义的亚太地区，虽然国防预算缩减阻碍了美国在亚太大展身手，但目前亚太国家需要的主要是安全承诺这一公共产品，美国主要依靠自身的软实力，即领导人的立场表态，以及低强度的军事投入即可发挥安抚亚太国家的作用，花费的成本有限，所以也无需顾虑太多。

不过，对于很多人关注的“美国围堵中国”的问题，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有媒体认为，美国通过驻军澳大利亚来构筑防范中国的第二岛链，这非常牵强。不仅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设立军事包围圈已失去其传统意义和效力，害人害己；而且美国在澳驻军规模有限且远离中国边境，何谈包围？更可取的一种解释是，美国一方面通过强化与中国邻国的军事合作，来构建一种四面楚歌的形势向中国施压以换取合作；另一方面，更多驻军是为了对地区危机作出快速反应，充其量是一种战术目的，人为拔高到战略层面似缺乏依据。

中国并非无可作为

美国重返亚洲的调门很高，但操作起来难度不小。除了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状况的不乐观前景、中东北非的不稳定局势、以及亚太国家对西方殖民者的天然警惕这些现实以外，中国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同样也是掣肘美国在亚太充当领导者的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东亚是中国主场的格局没有发生质变。美国虽然极力利用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当前东亚格局已基本稳定，美国插手的机会不多。第一，东亚国家与中国是天生的邻居，这一紧密关系无法更改，讨好美国并不意味着要得罪中国，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才是多数国家的首选；第二，东亚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对其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美国目前无法取代中国“经济发动机”的位置，其安全承诺充其量只是提供一种防范潜在威胁的保险机制，而发展问题才是每天都要面临的现实挑战，由此也注定了东亚国家不太可能应美国之邀就把本该用来恢复经济的资本投入到军事领域来与中国对抗；第三，中国自身并不寻求与美国的正面对抗，甚至在涉及到主权的领土问题上也没有表现出传统大国的逼人姿态，外界对中国的所有担心都是预防性的，多属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还在观望。

其次，美国无心也无力与中国展开全面对抗。美国重返亚洲虽然有针对中国的成分，但其也深知与中国全面对抗既无力也无益。美国主流观点将中国的发展定位为机遇为主，挑战是潜在的，美国在很多领域都依然需要中国的协助，遏制中国则意味着遏制自我；另一方面，当前美国在国际国内的行动都已捉襟见肘，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围堵中国的成本已超出其可以承担的范围。因此，美国更倾向于在姿态上高调呼应亚洲国家的邀请，而在行动上则低调与主要大国协调，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深化两国的交流与合作，这既能继续借助于外部推动力来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又能加深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了解，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演变做好准备。

再次，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美国重返亚洲显然会增加对华外交压力，但中国并非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如果能处理好对美关系并努力消除邻国对自己的担心，中国就可以巧妙化解面临的威胁。为此我们有必要客观认识中美之间的现实差距，避免误判形势的民族主义情绪干扰外交决策；还要提高处理外交问题的技巧，使用软硬两手的巧实力来解决与周边的领土争端；加强与邻国的经贸往来和社会交往，同时争取提供更多地区稳定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打消邻国对我军力增长的担心，努力改善自我形象。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帮助中国化解美国带来的外部压力。

大选年及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势

随着美国大选序幕的拉开，中国问题将会成为共和党人攻击奥巴马政府的一个重要资本。美国一旦进入选举年，按照常规中国问题都很有可能成为在野党派攻击执政党的一个工具，因为中美价值观不同、两国存在贸易逆差、中国发展速度超过美国等等现实因素的存在，政客们选择攻击中国容易取悦于部分对华存在偏见的选民，也无需付出多少成本。中美关系历史上多次成为美国选举的替罪羊，近来两国的冲突为其再度泛滥提供了新的素材。中美双方领导人都希望两国关系稳定，但两国国内的趋势和某些国际因素的存在，都造成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局面。明年的中美关系会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又会出现什么新的热点呢？这从当前的中美关系局面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人民币汇率问题。目前美国国内就业市场低迷，急需通过出口扩大就业，于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成为热点。虽然美国财政部长表态说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但很多国会议员、中小企业主和失业人员都支持对华强硬。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表态普遍比较强硬，罗姆尼表示如果上台将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制裁中国。奥巴马原本对外资企业在华享受的政策就心存不满，再加上竞选期间不能在姿态上落后于竞争对手，所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会表现出不耐烦，说出“我们受够了”的话来。预计明年这一问题可能会继续升温。

2、台湾地区选举结果。明年一月，中国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果也会揭晓。如果是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获胜，则中美关系又将面临新的考验。蔡英文不像陈水扁那么偏激，但民进党尝试冲击一中政策的努力不会停止，一旦其开始用不同方式不断挑战大陆的两岸政策底线，美国与大陆的互动必然会变得更为复杂。此外，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将会以中美关系中“慢性病”的形态存在，中美两国政府的政治智慧是否足够处理好这一问题，同样是对双边关系的一个考验。

3、习近平访美。美方对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访美十分重视，试图通过与其的接触来了解中国下一届政府的政治愿望和执政能力，以便为评估中国的发展走势提供依据。原本习近平今年回访美国的计划已经推迟到明年初，届时访问本身是否又会因为中美之间新的纠纷而推迟，美国政界和社会舆论如何评价访问成果，如何看待中国的下一届领导班子和政治经济未来，都可能对明年中美关系的总体状况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4、第三方举动带来的冲击。中美关系突破双边框架、进而影响到地区甚至全球格局的趋势已经愈发明显，很多地区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也对双边关系本身带来影响。中东的叙利亚与伊朗问题，南亚的巴基斯坦与缅甸问题，东南亚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东北亚的朝鲜问题，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空间开发问题等，都可能成为中美之间合作还是对抗的检测仪。如果中美能够很好得协调协商解决问题，则双边关系可能会因此受益；否则将会成为新的难题。

在未来的5-10年，中国所面临的国内挑战将比过去10年更为严峻。如果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能迅速提高，民众的贫富差距和政治参与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国营与民营经济仍然不能协调发展，对外关系遭遇更多困难和挫折，那么各种激进的政治主张将会更有市场，国内不同政治观念的冲突会更为激烈，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和政策协调能力将受到进一步挑战。美国同样也面临着国内问题的明显挑战，国内失业问题、经济复苏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民生问题都催生了一些激进主张的出现，其中一些诉求和主张会以不同面目渗透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对于中国，美国已经认识到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巨大的经济机遇和战略合作的潜力使美国不得不对华保持接触，但接触越多警惕越多，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国实力增强的担心上，也表现在对中国意图不确定性的推断上。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短期内不会解决，而绝对实力对比的继续维持与相对实力对比的不断变化也注定了两国关系在保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分歧与冲突会更广泛的出现在各个领域，传统的争端不会消失，而新的问题会继续涌现，使得中美关系将长期保持一种“总体友好但麻烦事不断”的局面中。美国会继续其两面下注战略，中国也会坚持两手应对，中美关系必定不会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