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格力电器的年报和一季报出来了,也和朋友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说起格力电器,董明珠似乎是个没法绕开的话题。
我不禁问自己:投资企业,能不能不看领导人?
为此,我找到了巴菲特的“划船”理论。
在1989年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首次提出了“划船”理论:
“从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一项优异的纪录背后(从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衡量),你划的是一条怎样的船更胜于你怎样去划这条船。
几年前我曾说当一个以管理著名的专家遇到一家不具前景的公司时,通常是后者战胜前者。如今我的看法一点儿也不变。
当你遇到一艘总是会漏水的破船时,与其不断白费力气地去修补漏洞,还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换条好船上面。”
怎么来理解巴菲特的“划船”理论?
我们做个假设,方便大家理解。
假设坐船出国旅行,想来你多半会选一条更加坚固、更加安全、更加能够让你放心的船。至于这个船的船长到底是有多大的经验,是不是足够优秀,可能会是第二位的问题。
回到“划船”理论本身,同样的付出却没有得到相同的回报,原因显然不在“船长”身上,而是“船体”本身以及这艘“船”所处的环境。
船长:巴菲特
即便是巴菲特自己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巴菲特目前的投资公司叫做克希尔为哈萨维,但这家公司最早是做纺织。
巴菲特从1962年开始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到1965年入主公司的管理,再到1969年后的全身心投入,巴菲特在当时的伯克希尔身上可谓是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但最后的结果如何?
巴维特投资伯克希尔时,认为它是一只股价被低估的股票,认为这家公司的资产比它的股价还要值钱,不大能会亏。
但没想到这艘船到处都是漏水点,原因就在于美国的纺织业在面对着新兴市场低成本竞争时,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弱,即便是巴菲特亲自去管理,也解决不了。
这样一个尽心尽力的好船长,苦心经营20年之后,最终还是选择掏钱买单,于1985年关闭了公司的原主体部分一纺织工厂,慢慢把伯克希尔公司转型成为现在保险投资类企业。
正是这一次经历,巴菲特在1980年致股东信中透露了一个他最后明白的道理:“当一个赫赫有名的经营者遇到一个逐渐没落的夕阳产业时,往往是后者占了上风。”
“划船”理论揭示的不仅是美国资本市场中的规律,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国资本市场。
海尔的张瑞敏,大名鼎鼎,个人魅力,领导力等各方面都是非常强,但是在公司的长期财务回报当中,其实并没有一一对应的表现。
而那些有着强大市场特许地位的公司,当企业与领导人付出相同乃至稍显轻松的努力时,人们很快就会在其财务数据上看见灿烂的果实。
贵州茅台超高毛利率,超强的盈利能力,被认为是天然的液体黄金。
其实,这点也不难理解,茅台是国人心目中的国酒,平时想平价买都买不到。
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它的酿酒工艺,是当地的赤水河红高粱米,试问公司的管理层是谁?
说句实在话,除了最早对于公司发展功勋卓著的季克良先生,你又知道几任贵州茅台的管理层?
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今天贵州茅台的管理者究竟是谁,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就是老天爷给的饭吃,还是自己努力要来的饭吃。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首选的是老天爷给的饭。
尽管在现实当中,一艘好船通常都会伴随着一个过分的好评价,甚至大家会把这种评价带到管理人身上。
但是想想看,究竟是管理人发挥作用多,还是这艘船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让人超越的大船,这个点对于我们投资来说就需要做认真的评判了。
虽然企业的品质比管理团队重要,但两者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行业周期、行业竞争激烈程度,以及企业发展阶段,都影响两者的权重。
在顺周期,管理层的作用不是太明显。在逆周期时期,管理层起到决定性作用,需要高度重视。
在竞争性领域内,价值释放的关键就在于管理层,平庸的管理层会明显压制企业的价值,比如中粮入主蒙牛乳业后。
对初创公司而言,管理团队相对更重要一些。中小公司更多地处于靠个人英雄主义的阶段,企业的领导者及其管理团队的素质关系到企业的素质,关系到企业能走多远、能做多大。
早期华为的任正非对华为来说无疑是定海神针,那时候的华为,所有的决策,所有的方向选择,无一不是由任正非所做出的。
华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任正非功不可没。任正非正式推行轮值CEO制度后,华为内部在淡化任正非的个人烙印,取而代之的是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
同样的企业家还有步步高集团的段永平,阿里巴巴的马云,万科的王石。
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在中国高速发展的浪潮上起起伏伏,终成一番大业,更加难得的是,他们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都开始在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中淡化自己的影响,推行高效的制度和企业文化。
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同时审视船和船长,谁会排在第一呢?
结论很明显,投资时企业第一,管理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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