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06 23: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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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6日，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中国行动计划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
“自19世纪以来，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美国的科技实力使我们繁荣和安全。
“通信网络不再仅仅用于通信。它们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国已经在5G领域建立了领先地位，占据了全球基础设施市场的40%。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美国没有引领下一个科技时代。
“未来5年内，5G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格局将会形成。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是否能与华为展开足够的竞争，避免将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时间窗很短，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8月30日晚，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母校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主办的一个在线论坛上，引述了巴尔的这些观点，以说明美国为什么要打压华为。
巴尔曾在美国最大电信运营商之一的Verizon任职，对通信技术有深刻了解。
更早一些时候，2019年7月9日，美国商务部网站公布了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工业安全局（BIS）“出口管制与安全年度会议”上的讲话。他说：
“美国未来的繁荣取决于我们在先进技术方面的战略优势。……美国必须在科学、技术、工程，特别是制造业领域保持全球竞争力。
“BIS的实体清单拒绝向危害我们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公司给予敏感技术。……今年5月16日，BIS将华为技术公司和68家附属公司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
“我们一直在确保美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从商务部长到司法部长，都在强调技术领先对美国的关键作用，以及5G对于技术领先的关键作用。
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的关键”上，美国没有领先。
郭平说，美国目前的做法是“直接政治化”，对中国进行数字冷战。“在网络空间，美国的逻辑是，只有美国人驻军，归美国人全部控制和管理，那才是安全的。”
在郭平看来，基于此逻辑，美国未来会长期从根上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具体有四个策略：
一是识别出美国技术流入中国的途径，将其全部关闭；
二是加强采购供应链的风险管理；
三是对威胁到美国核心的中国领先技术进行重点打击；
四是技术跨越，即加强美国自身的基础领域研究，拉开和对手一两代的技术差距。
如果中美之间的持久战不可避免，很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冷战，更不是热战，中国对自己的使命很清楚，实现伟大复兴是不会动摇的主线。但双方的遏制与反遏制又是现实的。所以，持久战的主战场将是科技，而科技战的关键是基础研究与知识创新。
郭平认为：“中美最大的差异在于基础的科学创新。美国认为如果他们能在基础创新上抑制中国，就能在技术领先上拉开差距，从而获得全面优势。虽然中国在针对客户的创新、提高效率的创新、工程的创新等应用创新方面已有很大提高，但在基础创新方面和美国还有相当差距。美国控制着水龙头，它随时都会关上。”
这个水龙头，就是作为创新之源的基础创新、原始创新、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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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非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1978年，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即那篇著名的《科学的春天》里提到，“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我们相信一定会涌现出大批这样的巨人”。
数学家陈景润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
但40多年过去，中国的科技创新主要体现在实用、应用、急用的层面上，在基础研究领域还没有谁能够担得起“自然科学的巨人”的称呼。
这一点，美国也看的真切。2017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将中国称为“科技胖龙”。
报告作者斯科特·肯尼迪说：“中国还不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我称中国为‘科技胖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花费了很大的人力、资源、金钱、时间和政府政策在创新上，但是创新的效率不高。”中国85%的资金都集中在开发上，鲜有资金用于基础的科学研究。“我认为如果中国不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基础研究并增强其教育质量，那么在科研发展的改善阶段他们会做得很好，但是无法站到创新的前沿。”
根据这份报告，2015年中国2090亿的研发资金只有5%用于基础研究，10.8%用于应用科学研究，84.2%投向已有技术的商业开发。2015年中国有280万个专利申请，获批专利中只有21%是创新专利，其他均为设计专利。中国专利的价值也不高。2015年中国专利创造的收入为17.5亿美元，而美国2012年专利创造的收入就有1152亿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胖龙”这种大而不强的现象？
中国人也在问。郭平在他的演讲中谈到“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对前去探望他的温家宝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后来温家宝和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
“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温家宝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
郭平说，美国人在一份报告中把中国缺乏基础创新的问题归咎于官僚等级制度，它不光是实施着的制度，还有千百年来形成的固定的思维模式。报告说，创新可能是美国唯一比中国人擅长的事，而中国的选贤任能机制是以标准化考试为基础的。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华为的创始人不断呼吁要加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郭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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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对基础教育的呼吁越来越急迫。
2016年5月30日，他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言：
“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走在基础科学进步的大道上的。……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面对大流量、低延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累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半个多世纪来信息科技的发展，和一些基本理论、定理相关，现在对它们的应用已接近极限。
摩尔定律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摩尔提出，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但近年来在互补式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先进制程中，最新几代纳米节点的功耗改善程度出现明显放缓，节能幅度大不如前。以前CPU（中央处理器）的性能每年提升1.5倍，现在只能达到1.1倍，摩尔定律下一步怎么发展？
香农（Shannon，1916-2001）是美国数学家，他定义了信息——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确定了信息的测量单位——比特（bit），所有信息都可用0和1来编码、传输、解码；他还提出了香农定理，即在信息传输过程中，信道的容量与信道的带宽成正比，同时还取决于系统信噪比以及编码技术种类。基于此，对单信道而言，要增加信道的容量，要么增加带宽，要么增加信号功率，要么减少噪声或干扰信号的功率。
香农定理是1948年提出的。从1G到5G，几乎达到了香农定理的极限。
ICT产业还有一个计算方面的基础，即冯·诺依曼架构。冯·诺依曼（1903-1957）是“计算机之父”，他建立了现代计算机模型（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和输出设备），第一次将存储器和运算器分开，指令和数据都放在存储器中，为计算机的通用性奠定了基础。这种架构现在也到了极限。在内存容量指数级提升后，CPU和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带宽成为瓶颈。
华为说自己进入了无人区，就是因为奠定了ICT产业基础的摩尔定律、香农定理、冯·诺依曼架构等等，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挑战。ICT产业需要新的知识和基础创新来引领。
